梅貽琦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詞條概要

梅貽琦，中國原清華大學校長。1915年留學歸國；1931年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8年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長；1962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個人履曆

梅貽琦（1889-1962），字月涵，為梅曾臣長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與周恩來交往甚密。當時周恩來經常到梅家找梅貽琦溫習功課，有時候通宵達旦。1908年梅貽琦入保定高等學堂，“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後到國立清華大學任教，先後任教務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31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並為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以校務委員負實際責任。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籌備複校。他晚年居住在美國和台灣，並在台灣新朱恢複國立清華大學。

生平簡介

梅貽琦為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與周恩來交往甚密。當時周恩來經常到梅家找梅貽琦溫習功課，有時候通宵達旦。1908年梅貽琦入保定高等學堂，“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後於1916年擔任清華大學任教清華大學物理教授，先後任教務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31年―1948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曆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並為西南聯合大學，梅暫時以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務。1937年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籌備複校。1953年在台灣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灣新竹將偽清華大學複校，並籌辦偽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兼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59年兼任“中華民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

梅貽琦晚年居住在美國和台灣，並在台灣新竹恢複國立清華大學。其夫人韓詠華，應周總理之邀，1977年由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鄧穎超的熱情接待。宴請時，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廚師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戰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並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任聯大常委）。西南聯大的存在和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回到北平，梅貽琦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長的17年裏，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係，在校師生2400多人。梅貽琦於1955年由美去台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後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醫院療養。1961年2月奉準辭：教育部長“，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2月當選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5月19日病逝於台北。

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身為世人推崇。梅校長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生平年譜

1889年，12月29日，生於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學堂。

1909年，“庚子賠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學。

1914年，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

1915年，春季，留學歸國。

1915年，秋季，擔任清華學堂物理教師。

1931年12月起，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1955年，在台灣新竹市創辦新竹清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前身)。

1958年7月，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

1959年，兼任台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聯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醫院療養。

1961年2月，奉準辭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

1962年2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時50分病逝於台大醫院。

1889年12月29日生於天津。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1908年梅貽琦入保定高等學堂，“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後於1916年擔任清華大學物理教授，先後任教務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31年―1948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曆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並為西南聯合大學，梅暫時以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務。1937年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後，回北平籌備複校。1953年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門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灣新竹將清華大學複校，並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1959年兼任台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

個人成就

梅貽琦熟讀史書，喜愛科學。初起研究電機工程，後轉為專攻物理。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其夫人韓詠華，應周恩來之邀，1977年由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鄧穎超的熱情接待。宴請時，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廚師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戰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並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任聯大常委)。西南聯大的存在和發展，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回到北平，梅貽琦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長的17年裏，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係，在校師生2400多人。梅貽琦於1955年由美去台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後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醫院療養。1961年2月奉準辭“教育部長”，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2月當選“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5月19日病逝於台北。

教育思想

概述

梅貽琦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變化的，其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大學一解》中，體現了梅貽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後的核心觀念。

內容

在那篇梅貽琦擬綱，潘光旦執筆的文章中，梅貽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並非西方“LiberalEdu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采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係。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於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

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隻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於對學生“人格”的全麵培養，至少應該有知、情、誌三個方麵。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誌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話至今多為人們所征引：“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為著名的“從遊論”。

最後，在《大學一解》中，梅貽琦著重論述了學術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教育家們的共識，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到：“對於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孓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德育觀念

基本簡介

梅貽琦先生是清華大學曆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1931―1948）。梅先生的教育思想體現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體、美、群。這是對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和蔡先生一樣，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為五育之首的。

重視教師

梅貽琦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視教師的師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許多人對“大師”有片麵的理解，僅看到學問的一麵，而梅先生講的“大師”則是學問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說：老師不但要“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誌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榜樣。為此，他提出了“從遊”這一生動的比喻，以老師為大魚，學生為小魚。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以教師的高尚品行來自然地引導學生，達到“不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先生和蔡先生一樣也強調人格與愛國。他對即將出國留學的學生說：“諸君在國外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裏，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態度，研求真理。”

重視體育

清華大學一向重視體育，並把體育作為德育的重要途徑之一，這與梅先生的倡導很有關係，他認為這是學生“養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先生說高尚人格具體體現在“團體精神”、“急功好義”、“遵守紀律”上，要借團體的運動“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認為這是人格培養的重要手段，並在學籍管理上明確規定“體育不及格，不得畢業”。這些十分值得我們借鑒與深思。

群育

育則是梅先生德育觀中有特色的部分，這源於他對人類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他說：“文明人類之生活，不外兩大方麵：曰u2018己u2019，曰u2018群u2019。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u2018群u2019中之u2018己u2019與眾己所構成之u2018群u2019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則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也。”梅先生所述群己間的辯證法，是對集體主義精神的有力弘揚。

評價

      早在民國初年周詒春當校長的時候，清華的體育活動就非常活躍。1928年，梅貽琦還是教務長，就明確告訴學生：“須知體育之目標，不單是造就幾個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選手，不單是要得若幹銀盾、錦標，除此之外，也許可以說在此之上，還有發展全人格的一個目標”。後來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學生“服務社會，團結合作”的精神，就應該在德育、智育、體育之外再加一個“群育”。對於這種提法，梅貽琦顯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經擔任校長的他對自己的學生說：今天我們提倡體育，不僅是為了鍛煉個人的身體，更是為了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我們要借團體項目，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他還說：體育比賽的目的不在於能不能取勝，而在於是不是各盡其能，使本隊團結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現。在體育比賽中，“勝固大佳，敗亦無愧。”假如在比賽之前，有人因為沒有取勝的可能就放棄比賽，那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忘記了在團體中應盡的任務。

人物軼事

思鄉家書

1909年，清朝外務部首次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派遣留學生赴美國學習。此後外務部成立了遊美肄業館，在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興建校園，作為預備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校園建成以後，外務部又將遊美肄業館改稱為清華學堂，1911年4月29日，清華學堂開學，這就是清華大學建校紀念日的由來。1912年清華學堂改稱為清華學校，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了大學部，1928年清華學校又改稱為國立清華大學。為了便於舉辦慶祝活動，清華大學將校慶日定為每年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務部考試錄取了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其中有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梅貽琦於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複讀，至1910年才正式進入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梅貽琦在格羅頓中學複讀期間，於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來自家鄉中國天津的第一封家書，4天以後於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書寫了回信。這封回信由梅貽琦二弟梅貽瑞的後人珍藏至今，已經有101年的曆史。

我的祖母梅貽瑩是梅貽琦的二姐，梅貽琦是我的舅爺爺。我通過梅家親屬讀到了這封梅貽琦寫於101年以前的家書，這封家書是用毛筆書寫於當時流行的“八行信箋”，共有6頁，共計1200餘字。

梅貽琦在家書起首處問候了父母康健之後，說到了“金仲藩兄現居義思韓樸頓，距此處約四百裏，故不得常相見，惟以信通音問，尚不寂寞。”金仲藩，名邦正，安徽黟縣人，少年時在天津嚴修家塾與梅貽琦同學。嚴修家塾後改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又發展為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金仲藩在1909年與梅貽琦一同考取首批赴美留學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森林學，1914年畢業，獲林學碩士和理學士學位，回國後曆任安徽省立農業學校校長、北京國立農業學校校長等職務，1920年曾任清華學校校長。金仲藩當時所在的“義思韓樸頓”，今寫作“東漢普頓”，與梅貽琦寫信時所在的格羅頓中學同屬美國馬薩諸塞州。

梅貽琦在信中寫道：“六弟足下別來四月，思念之情與日俱深。邇來正懷想殷殷，忽於十六午飛來家信，內附吾弟手書，環讀三四周，歡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見弟之愛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貽琦是長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與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稱“五哥”。此處提到的“六弟”是梅貽瑞，實際是梅貽琦的二弟。梅貽瑞生於1893年，京師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國文係畢業，畢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曾在北師大附中任教20餘年，1971年逝世於北京，終年78歲。書寫此信時梅貽琦20歲，梅貽瑞16歲。

梅貽琦寫道:“運動一節，兄頗著意練習，惟不敢涉險，望轉稟明堂上(指父母)放心可也。”梅貽琦在美國學業繁忙，他深知惟有具備健康的體魄，才能完成學業，才能在將來成為有用之才，所以他提倡體育運動，但是又不讚成有危險性的高難度運動，因為學生畢竟不是專業運動員。後來梅貽琦在1926年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時，規定體育課不及格的學生不得畢業，奠定了清華大學重視體育的基礎。

梅貽琦1909年赴美留學時是清朝宣統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國內政局動蕩。梅貽琦關注國內局勢，所以他在信中提出：“報紙，此處皆為西文，於吾國事不詳，故兄欲家中訂閱一份好報，閱畢積數日或十數日郵寄兄處，則所費不多而兩有裨益也。”

　　梅貽琦信中提到，赴美啟程之前托人帶回家中的茶葉，是同學邢契莘所贈的家鄉特產。邢契莘是浙江嵊縣人，他的家鄉號稱“茶葉之鄉”。邢契莘於1908年考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與梅貽琦同學，1909年與梅貽琦一同留美學習，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造船造艦係學習，1916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曆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師、北平航空署機械廳廳長等職務，執教於北平農業專門學校及中國大學。抗戰勝利後曆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長、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總局局長等職務。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後去台灣。

梅貽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過三位同學的書籍未及歸還，他詳細囑托二弟梅貽瑞設法找到這些書籍代為歸還。他寫道：“蓋兄所欠人，務欲償還，不然則我以為無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為。至於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後來清華大學的師生們一致讚譽梅貽琦校長是品格高尚的謙謙君子。

梅貽琦還在信中答複了二弟梅貽瑞對於“赴美留學生為何有兩個人直接進入大學，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學，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詢問。他寫道:“兄等入學事，殆亦難言。此次同來並無貴族，彼二生者，以能與監督辯難，監督詞窮，故不得已許之。他人則或為心願，或不敢言，皆唯唯聽命。”梅貽琦1908年於天津南開中學高中畢業，被保送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已經是大學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先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複讀，次年才正式進入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所以梅貽琦在信中說：“兄則無所可否，多學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樂而不為。”

梅貽琦提到的留學生監督是廣東新會縣人容揆，是中國首位赴美留學生容閎之侄。容揆12歲時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員赴美國留學，19歲高中畢業時抗拒清朝召回，在美國繼續求學，188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894年與昔日高中的美國同學瑪莉結婚。容揆在清朝駐美國公使館任職參讚兼留學生監督，負責梅貽琦等47名留學生在美國的接待管理和分配學校事宜。梅貽琦說容揆“為人頗剛愎，學生多不喜之。至於舞弊情事，名譽攸關，慎勿與外人道也”。

梅貽琦的二弟梅貽瑞自幼喜愛國學，後來一直從事中學語文教學，曾與兼職教學的魯迅過從甚密。他在來信中勸告梅貽琦在美國不要荒廢漢文。對此梅貽琦答複說：“弟勸吾習漢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課忙無暇，有願莫遂，且作文荒棄愈久，愈難下筆，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讀之，亦可藉以溫習。”

其實梅貽琦家學淵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嚴修家塾讀過四書五經，國學功底深厚。他曾對朋友說：“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經典有錯漏，我可以接著背誦任何章節。”所以，梅貽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的演講中，引經據典地講道：“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段話成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樂道的名言。

梅的選擇

梅貽琦在清華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長與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適之校長卒於同年，這就是梅貽琦。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的校長是好當的，情形恰恰相反，梅出長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C起蕩，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麽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㗃—㗯𜌦“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與胡適之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麽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長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近年來也常為時賢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製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製。不過，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複先生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u2018苛求u2019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1948年底，傅作義將軍息兵，共產黨軍政人員開始駐入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麵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關於這一點，許多人的記憶並不相同。據梅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地跟他說起當時離開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麽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麽，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不過，在別人的筆下，同一情形卻有另一番描述，梅貽琦離校那天，當時也在清華任教的吳澤霖教授在學校門口碰見梅，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葉公超是清華當時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觸比較多，他對於梅貽琦的評價，大致是可信的。從梅貽琦的為人來推測，他是不大可能“什麽也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的。

梅貽琦的選擇，是基於他對共產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當時對於學生運DONG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經保護過，但是他那樣做是為了保護學校，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馬列主義，也不大讚同當時的共產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晗都曾經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黨的態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想到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產黨統治下是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時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係調整開始了，昔日的西南聯大中的南開由私立改為國立，並且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係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還接受了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獨獨清華在這次院係調整中元氣大傷，僅僅保留了工科院係。梅貽琦在清華建立起來的“教授治校”的民主製度也蕩然無存。此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貽琦由美飛台，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就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梅與美酒

梅貽琦嗜酒，並且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以至於被酒友們尊稱為“酒聖”。考古學大師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隻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u2018不及亂u2019的記錄。”

曾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標題就叫《清華和酒》。“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幹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麵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1947年，抗戰勝利後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總是老老實實的幹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

1889年，梅貽琦生於天津。其父中過秀才，後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準無產階級了。”

但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梅貽琦後來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其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自己在看榜時，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學生也在那兒看榜。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後來在船上碰見了，經彼此介紹，才知道是梅貽琦。

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到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徐君陶後來才聽說那是一個有名的工業大學，認為梅貽琦的選擇確和一般人不同。

梅貽琦曾撰文總結自己的留學觀，他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留學歐美的經曆影響了梅貽琦。他甚至於全盤接納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很瞧不起體育，一度把體育課的學時和任課教師砍去一半，把享有聲譽的馬約翰教授降格為“主任訓練員”。梅貽琦到任後，則給予他和其他係科教師同等的職稱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華發展為“體育大校”。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到西南聯大。

自喻“王帽”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清華前身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清華已經有兩年大學班了，那時的清華，報名人並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便聲名鵲起。

其實早在1926年，梅貽琦就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教務長，時年才37歲。梅貽琦任校長後，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清華大學教授會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組成，其權限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集會。

盛傳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梅貽琦至於另外一個機構評議會，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互選之評議員組成，也相當於教授會的常務機構。評議會的職權包括“議決各學係之設立、廢止及變更；審定預算決算，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貽琦將自己比喻成京戲裏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u2018像煞有介事u2019。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u2018王帽u2019，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那麽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u2018與有榮焉u2019而已。u2019”

校務則采分層負責製，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

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抗戰勝利後，清華複歸北平，由於日軍的嚴重破壞，圖書及一切設備，大部分需要重新購置。有許多帶有“清華”字樣的衛生設備、書籍等，還要從城內賣破爛攤子上買回。然而由接收到開學，僅僅數月，就初步恢複規模，每位教職員搬入清華園的當天，家具、爐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達。

清華如此風範，在西南聯大期間，依然延續，並無間斷。

西南聯大時，主管校務的職能部門首長，無一不是飽學的名士。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前後兩屆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他代表學校與昆明市、昆明縣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設。

昔日西南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自由探討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回憶。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麵，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

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並料理後事的。

延攬人才的誠意在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隻有初中學曆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後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係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的。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

梅貽琦他實行休假製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後，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雲，共開出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嶽霖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裏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中間立場

梅貽琦曾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中間立場：“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梅貽琦認為，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的根本。

長沙臨時大學期間，學校請來名人講演，各種人物都有，如陳獨秀、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等。

對於學生，梅貽琦一律采取愛護的態度。抗戰暴發前夕，當時的抗日情緒非常激昂。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治下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同學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葉公超回憶，當時他和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麽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貽琦靜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鍾之久，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麽樣？”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

梅貽琦隔了幾秒鍾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隻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結果當時有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第二天梅貽琦召集全校同學講話，以極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梅貽琦說：“我隻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後梅貽琦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西南聯大在辦學8年的歲月裏，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

政治觀點

眾所周知，我是個中立的人，或者說，是個中庸的人。我不讚賞南京政府，同樣也不讚同赤色激進主義。大家可能聽出來了，我在先頭用了u2018不讚賞u2019，而後麵用了u2018不讚同u2019。是的，我隻是不欣賞南京官老爺們的做派，但對他們尊重學人與紳員，還是認同的。我們的這個國，自古以來是靠著良紳施善業、學人尊德行而立。如今，鄉紳操業不同了，學人治學不同了，可殊途同歸，他們還是國之脊梁、邦之幹城。而赤色激進主義，我不讚同的，就是其貶低知識者、有產者，而妄舉群氓之屬，竟欲以無產無業之人，統領國政，籌立新統，這是我恕難認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學人、紳員讓利於勞工階級，勞工階級賦治權於學人、紳員，這才是兩廂中庸的道理。妄圖完全剝奪有產者之利益，而盡賦予群氓，我是絕不能接受的。我反對激進主義，正在於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談》，梅貽琦

兩岸校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他依然屬意教育。

梅貽琦在為數不多的論著中，梅貽琦充分表達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麵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令他憂慮的是，“近年來國內工業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工業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台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裏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台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他逝世後，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

兩個星期後，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啟封。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梅貽琦後來葬於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取名為“梅園”，園內有校友集資興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成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生的最高榮譽。

教育名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個人評價

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他的學生曾作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深為世人推崇。梅校長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梅貽琦受到清華師生校友很高的評價：“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梅貽琦是清華永遠的校長”

“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陳寅恪

社會評價

　　梅貽琦主持的演講

抗戰期間，不少國內外的政治家、科學家、學者、作家來西南聯大參觀訪問，梅貽琦作為聯大的三個常委之一，經常接待來訪貴賓。從梅貽琦的日記中可以得知，他主持了不少名家的演講。

1942年12月8日上午11點，T、W二君和中國駐英國大使顧維鈞來到西南聯大。因為日程臨時發生變化，梅貽琦未能帶領他們參觀聯大校舍。他們在梅貽琦的辦公室稍事休息，然後就到聯大露天廣場進行演講。

梅貽琦向學生們介紹了三位來賓，然後請W君演講，W君向聯大的學生們介紹了三年以來英國人抗擊德國法西斯入侵的情況。應在場學生們的要求，顧維鈞“略致數語”。

在場的學生約有二千數百人，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暈倒，“蓋體力太差而擁擠亦太甚也”。學生在聽演講的過程中暈倒，估計是聯大學生的夥食太差、營養不足所致，不少學生都餓著肚子學習。而演講的時候，已接近午飯時間。

　　午宴設在雲南大學的教室裏，共5桌，無演說。下午4點，梅貽琦至工學院主持錢乙藜(錢昌熙，當時好像負責國防科技事物)之演講。錢演講了一個半小時，詳細談了中國工業發展遇到的問題，以及1932到1942年資委會事業推進的情況。

1943年3月1日上午10點，梅貽琦主持國民月會，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講演，講題是“科學在盟國戰爭中的地位”。李約瑟博士演講完後，梅貽琦和聯大的學者在西倉坡宴請他。參加宴席的有英國領事休士，以及去英國留學的四位聯大的學生。

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身為世人推崇。梅校長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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